“除了大气污染以外,钢铁行业的碳减排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向世界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而钢铁是碳排放大户之一。”雷宇指出。
总体上,我国co₂排放水平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虽然近年来增幅明显放缓,但仍然没有出现“达峰”的趋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co₂排放量正在逐步下降,加拿大、日本、美国和欧盟均已经实现co₂排放达峰。
“显然,中国面临较大的碳减排压力。”雷宇说。
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看,重化工业特点明显。全球1600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1200种产量居于首位,传统产业规模大、比重高,短期内产业结构难以有根本性调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在千万吨级。
从国内看,不同区域形势不同。部分省份在“十三五”期间碳排放增速放缓,有些已进入明显的平台期;部分省份碳排放还在较快增加。
从钢铁与碳排放的关系看,钢铁企业较多的几个省份、2 26城市和汾渭平原地区,过去几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都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中。
“下一步要协同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碳达峰,这些地方应当是重中之重。”雷宇认为。他指出,国家对地方提出二氧化碳达峰要求,地方政府就会对辖区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提出要求,这就会在区域层面约束产业和能源的结构变化。
“钢铁行业气体污染物排放占比在10%~30%之间,二氧化碳的排放占比在10%~20%之间,不管是从改善空气质量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温室气体排放角度出发,钢铁行业都会是控制排放的一个重点。”雷宇认为。
钢铁行业如何应对这一情况?雷宇给出两条建议:
第一是要促进产业的进步和革新,然后把低碳的生产方式引进去,比如废钢使用比例的增加。
第二是重点区域的产能在有了碳排放约束之后,要加快产业布局的调整或者进行产能的疏解。
那么国家将如何推动布局优化调整?雷宇给出了以下几种政策工具和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生态环保方面。与空气质量保护目标衔接的排污许可制度,重点行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绩效分级标准及重污染天气差异化应急减排,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三线一单”(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空间管控要求。
2.供需关系和经济驱动方面。有废钢产生量和价格的区域差异;碳中和背景下电力和煤炭等能源价格变化的区域差异等。
“未来实现均衡布局的前提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将大幅减少,带动空气质量改善,并有利于完成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雷宇说。